史铁生作品精选五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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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铁生作品精选五篇

史铁生作品精选五篇

导语:他追求"面对灵魂的写作",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、残缺与爱情、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。在抒情中融着,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。这里励志故事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五篇史铁生作品精选,希望你们喜欢。 史铁生作品精选五篇

1、《没有生活》

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,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:“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。文学创作,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。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。”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,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?“没有生活”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?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,可这还用说么?然而很多年过去了,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,到底什么叫“没有生活”?“没有生活”到底是指什么?

也许是,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“有生活”,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“没有生活”?如果是这样,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,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,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?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“没有生活”的一类,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。不是么?总归得有人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之中呀?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?

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,必得为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。(生活在“没有生活”中的人想写作,这已经滑稽,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。先顾不得了。)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“有生活”的生活中去。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,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,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,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。但关键是,“有生活”的生活在哪儿?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,必要先判断出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。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,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。

真正的麻烦来了: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?由作家吗?显然不合逻辑——在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,哪儿来的作家?那么,由非作家?却又缺乏说服力——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,根据什么来判断“有生活”所在之方位呢?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,公说在东,婆说在西,小叔子说在南,大姑子说在北,可叫儿媳妇听谁的?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,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“有生活”么?岂不就等于说,任何生活都可能是“有生活”也都可能是“没有生活”么?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。光景看来挺绝望。

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: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“有生活”和“没有生活”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,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,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“有生活”和“没有生活”的区域。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!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,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——此中逻辑毫不艰涩。

也许是我理解错了,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: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,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,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“有生活”。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: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“没有生活”。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,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“有生活”也都可能是“没有生活”。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,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、不是一份特权、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。

我希望,“有生活”也并不是专指猎奇。

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。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。任何时间和地点,都可能出现好作家。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,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,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。

2、《二姥姥》

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,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。不不,她们之间从无来往,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。但是在我的印象里,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,仿佛相互的影子。

这女人,我管她叫“二姥姥”。不知怎么,我一直想写写她。

可是,真要写了,才发现,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。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。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,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,但早已忘记。母亲去世后,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;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,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,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,如同从不存在。我问过父亲:“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,叫什么名字?”父亲想了又想,眼睛盯在半空,总好象马上就要找到了,但终于还是没有。我又问过舅舅,舅舅忘得同样彻底。舅舅惟影影绰绰地人听说过,她死于“文革”期间。舅舅惊讶地看着我:“你还能记得她?”

这确实有些奇怪。我与她见面,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。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,记不得她的声音。她是无声的,黑白的,像一道影子。她穿一件素色旗袍,从幽暗中走出来,迈过一道斜阳,走近我,然后摸摸我的头,理一理我的头发,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,轻轻地颤抖。仅此而已,其余都已经模糊。直到现在,直到我真要写她了,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,以及写她的什么。

她不会记得我。我是说,如果她还活着,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。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。她还可能会记得,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。

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,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,或者更早,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。她很漂亮吗?算不上很,但还是漂亮,举止娴静,从头到脚一尘不染。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,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,简陋但是清静,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,飘落着鲜红的花瓣,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。惟近傍晚,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,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。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,迎着我们。母亲于是说:“叫二姥姥,叫呀?”我叫:“二姥姥。”她便走到我跟前,摸摸我的头。我看不到她的脸,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,微笑后面是惶恐。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,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,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,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。那种颤抖,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,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。

也许,就是这颤抖,让我记住她。也许,关于她,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。这颤抖是一种诉说,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,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。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,譬如夜的流动,毫不停歇。这颤抖,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,连接起别人的故事,缠绕进丰富的历史,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。恐怕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记住她。未来,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,她的影相总是出现,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,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。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苍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、颤动,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,故事里面都有谁?

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。她叫母亲时,叫名字。母亲从不叫她,什么也不叫,说话就说话,避开称谓。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,她简单地应答。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,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,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,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。一动一静,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。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,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,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捡,在她的指点下绣花,绣枕头和手帕。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,目光警惕着我,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。

好像只有这些。对于二姥姥,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。她的内心,除了母亲,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。但母亲,曾经并不对谁说。

很多年中,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,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。有一天,毫无缘由地(也可能是我想到,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),我忽然问母亲:“二姥姥,她是你的什么人?”母亲似乎卒不及防,一时嗫嚅。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,我于是看出,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母亲于是也明白,有些事,不能再躲藏了。“呵,她是……嗯……”我不说话,不打断她。

“是你姥爷的……姨太太。你知道,过去……这样的事是有的。”

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,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。唔,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。

“现在,她呢?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轻轻地摇头,叹气。

“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,”母亲说,“不过这也好。”

母亲又说:“她应该嫁人了。”

我听不出“应该”二字是指必要,还是指可能。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。

“文革”中的一天,母亲从外面回来,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象看见了二姥姥。“你肯定没看错?”母亲不回答。母亲洗菜,做饭,不时停下来呆想,说:“是她,没错儿是她。她肯定也看见我了,可她躲开了。”父亲沉吟了一会儿,安慰母亲:“她是好意,怕连累咱们。”母亲叹息道唉,到底谁连累谁呢……”

那么就是说,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。

3、《老海棠树》

如果能有一块空地,不论窗前屋后,我想种两棵树:一棵合欢,纪念母亲;一棵海棠,纪念奶奶。

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,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,因为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。

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,有两条粗壮的枝丫,弯曲如一把躺椅。儿时我常爬上去,一天天地在那儿玩,奶奶在树下喊:“下来吧,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?”是的,我在那儿看小人书、射弹弓,甚至写作业。“饭也在上头吃?”她又问。“对,在上头吃。”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,我两腿攀紧树丫,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。“觉呢,也在上头睡?”“没错,四周都是花香呢。”奶奶只是站在地上,站在老海棠树下,望着我。她必然是羡慕,猜我在上头都能看见什么。

春天,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,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。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,不时地冲我唠叨:“就不说下来帮帮?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!”我在树上胡乱地唱歌。奶奶又说:“我求过你吗?这回活儿紧!”我说:“有我爸妈养着您,您干吗这么累啊?”奶奶不再吭声,直起腰,喘口气。

夏天,老海棠树枝繁叶茂,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,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了补花的活儿,戴着老花镜,一针一线地缝。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:“你就不能去洗洗菜?没见我忙不过来吗?”我跳下树,洗菜,胡乱一洗了事。奶奶生气了:“你上学也这么糊弄?”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,一边重新洗菜,一边说:“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?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?”我不敢吭声。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,或者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,或者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。

有年秋天,老海棠树照旧落叶纷纷。天还没亮,奶奶就起来主动扫院子,“刷拉——刷拉——”邻居都还在梦中,那时候她已经腰弯背驼。我大些了,听到声音赶紧跑出去说:“您歇着吧,我来,保证用不了3分钟。”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:“咳,你呀!还不懂吗?我得劳动。”我说:“可谁能看见?”奶奶说:“不能那样,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,我得自觉。”她扫完院子又去扫街了。

我这才明白,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、补花,不让自己闲着。她不是为挣钱,她为的是劳动。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,有一份工作呢?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。不过,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——她说过:“得跟上时代。”

所以在我的记忆里,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,奶奶都在灯下学习。窗外,风中,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,摩擦着窗棂。一次,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的跟前:“这一段,你说说,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我不耐烦地说:“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?就算都看懂了您就有文化了?”奶奶立刻不语,只低头盯着那张报纸,半天目光都不移动。我的心一下子收紧,但知已无法弥补。“奶奶。”“奶奶!”“奶奶——”她终于抬起头,眼里竟全是惭愧,毫无对我的责备。

但在我的记忆里,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,离开灯光,离开我,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,继续离开,离开一切声响,飘进黑夜,飘过星光,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……而在我的梦里,我的祈祷中,老海棠树也随之轰然飘去,跟随着奶奶,陪伴着她;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,满地的浓荫里,张望复张望,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形象,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,和我永生的痛悔。

4、《黄土地情歌》

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,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,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,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。

某个周末,家里来了几个客人,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。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,都大学毕了业,并且都在谈恋爱;说起爱情的美妙,毫不避讳,大喊大笑。本该是这样。不知怎么话题一转,说起了插队。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,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,其中一个说,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。我说,什么什么,你再说一遍?他又说了一遍,我爸我妈,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,就没完。

“你爸和你妈,插过队?”

“那还有错儿?”

“在哪儿?”

“山西。晋北。”

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

“二十一。知青的第二代,我是老大。”

“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?”

“六六届,老高三。今年四十五了。”

不错,回答得挺内行。我暗想:这么说,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?这么说,再有个三五年,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?

“你哪年出生?”我愣愣地看他,还是有点儿不信。

“七零年。”他说,“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,一年后结婚,再一年后生了我。”

我还是愣着,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。

“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?”他调侃道。

“不不不。”我说。大家笑起来。

不过我心里暗想,他的出生,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。

“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?”

他不假思索,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: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,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,只好一路扒车。(扒车,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,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,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。)没钱,可那时年轻,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,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,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,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,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,轰下去就轰下去,等一辆车再上,还是一张站台票。归心似箭,就这样一程一程,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。如此日夜兼程,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。有一次扒上一趟车,谢天谢地车上挺空,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。接连几个小站过去,车上的人多了,有人把他爸叫起来,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,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。再过一会儿,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。他爸看着心疼[klaxus.com]。爱情给人智慧,他爸灵机一动,指指他妈对众人说:“别理她,疯子。”众人于是退避三舍,听由他妈睡得香甜。

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,不单是指经济方面,主要是指舆论。二十年前的中国,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;尤其一对知识青年,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,先谈情说爱,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。革命、进步、大有作为、甚至艰苦奋斗,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;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。那时候,爱情如同一名逃犯,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;戏里不许有,书里不许有,歌曲里也不许有。不信你去找,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。以往的歌曲除了《国歌》,外国歌曲除了《国际歌》,一概被指责为黄色。所以,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,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,想到他们的艰难。

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,不谈恋爱尚可做到,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,除非心理有毛病。

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,大的刚满十八,小的还不到十七。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、到铜川,再换汽车到延安,一路上嘻嘻哈哈,感觉就像是去旅游。冷静时想一想未来,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,但“越是艰险越向前”,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,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。然后互相勉励:“咱们不能消沉。”“对对。”“咱们不能学坏。”“那当然。”“咱们不能无所作为。”“人的能力有大小,只要……”“咱们不能抽烟。”“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!”“更不能谈恋爱,不能结婚。”“唏——!”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,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。

但是插队的第二年,我们先取消了“不能抽烟”的戒律。在山里受一天苦,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“钱钱饭”,肚子饿,嘴上馋,两毛钱买包烟,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,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。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,否则让她们看不起。这就有些微妙,既然立志独身,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?此一节不及深究,紧跟着又纷纷唱起“黄歌”来。所谓黄歌,无非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呀,《喀秋莎》呀,《灯光》《小路》《红河谷》等等。不知是谁弄来一本《外国名歌200首》,大家先被歌词吸引。譬如: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,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,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,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……”譬如:“有位年轻的姑娘,送战士去打仗。

他们黑夜里告别,在那台阶前。透过淡淡的薄雾,青年看见,在那姑娘的窗前,还闪烁着灯光。”多美的歌词。大家都说好,说一点都不黄,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。于是学唱。晚上,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,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《毛选》。推开窑门,坐在崖畔,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,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,哗哗啦啦日夜不歇。“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,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,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,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”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,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。唱一阵,歇下来,大家都感动了,默不作声。感动于什么呢?至少大家唱到“姑娘”、“爱人”时都不那么自然。意犹未尽,再唱:“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,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,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,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。

”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?管他的!这歌更让人心动。那一刻,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,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,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。正如《毛选》中云:“民主是主流,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”一样,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,爱情是主流,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。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,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,怕被骂作流氓,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。既是主流,就不可阻挡。

有几回下工回来,在山路上边走边唱。走过一条沟,翻过一道梁,唱得正忘情,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,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,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(但愿不仅仅是耳朵,还有心田)。这可咋办?大家慌一阵,说:“没事。”壮自己的胆。说:“管她们的!”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。“她们听见了吗?”“那还能听不见?”“她们的脸都红了。”“是吗?”“当然。”“听他胡说呢。”“嘿,谁胡说谁不是人!”“你看见的?”“废话。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,是件值得回味的事,让人微微地激动。不管怎么说,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,不管是什么反应吧,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。主流毕竟是主流,不久,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“黄歌”来了:“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?为什么低着你的头?是谁叫你这样伤心?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……”

想来,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。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。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,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,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,都要诉说。民歌尤其是这样。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。“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,三年两年忘不了你。有朝一日见了面,知心的话儿要拉遍。”“蛤蟆口灶火烧干柴,越烧越热离不开。”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,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。”“白脖子鸭儿朝南飞,你是哥哥的勾命鬼。半夜里想起干妹妹,狼吃了哥哥不后悔。”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,说到底,爱是根本的希望,爱,这才需要诉说。在山里受苦,熬煎了,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,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。爱嘛,又不是偷。“墙头上跑马还嫌低,面对面睡觉还想你。把住哥哥亲了个嘴,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。

”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:“大红果子剥皮皮,人家都说我和你,本来咱俩没关系,好人摊上个赖名誉。”“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,单怨那媒人嘴长。”“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,知心话儿说与你,哥哎哟,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。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,掏了(么)三两银,哥哎哟,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。”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,主流毕竟是主流,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:“你要死哟早早些死,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。”“对面价沟里拔黄蒿,我男人倒叫狼吃了。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,倒把老奶奶害除了。”“我把哥哥藏在我家,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。迟来早去是你的人,跌到一起再结婚。”真正是无法无天。

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,很可能是根据爱;一切逆流就便是有法的装饰,也都该被打倒。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,我们听得骚动,听得心惊,听得沉醉,那情景才用得上“再教育”这三个字呢。我在《插队的故事》那篇小说中说过,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,或欢快嘹亮的呐喊,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,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。比如说《三十里铺》:“提起——这家来家有名……”比如《赶牲灵》:“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——三盏盏的那个灯……”“提起”和“骡子儿哟”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,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。根据什么?我看是根据地势,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,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,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?可能,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:天人合一,这歌声这心灵,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。

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,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。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,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。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,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;它没有吓人之心,也没有取宠之意;它不想在众人之上,它想在大家中间,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;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,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“信徒”;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,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。道法自然,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。真诚而素朴的忧愁,真诚而素朴的爱恋,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,变成曲调,贴着山走,沿着水流,顺着天游信着天游;变成唱词,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。

其实,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——唱平常人的平常心,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,喜怒哀乐都是真的、刻骨铭心的、魂牵梦萦的,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,而不是喉咙的集市。也许是我老了,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?如果是我老了,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。我想,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,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(比如大跃进时期的、“文化革命”时期的),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,早已被人淡忘了。

我想,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,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。我想,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,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(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),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,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,乃至自己的命。“门前有棵菩提树,站在古井边,我做过无数美梦,在它的绿荫间……”“老人河啊,老人河,你知道一切,但总是沉默……”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,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,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。可惜,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,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,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,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。

我听有人说,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,港台的学过了,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,效果都不好,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。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,专门弄土,但那土都不深,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,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。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,大风从门前刮过”,虽然“高”和“大”都用上了,听着却还是小气;因为您再听:“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,都是我的歌……”这无异于是声称,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,他没心没肺。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,可那时候“风”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,挣钱无罪,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。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。歌唱,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,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,人活着可真就绝望。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,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,技术是重要的,我不懂,不敢瞎说。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,歌么,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。

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,反省了很久:也许是我错了?我老了?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,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。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,那也不可能。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,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。沟不是坏东西,有山有水就有沟,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,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。别做暴君式的父辈,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(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)。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——我们知青的第二代,他喜欢唱什么歌呢?有机会我要问问他。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,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,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。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,我们尤其要注意: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,都只是一股逆流。

5、《消逝的钟声》

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,我大约两岁多。

我记事早。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,是斯大林的死。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,奶奶抱着我走近看,说:斯大林死了。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,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。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,“斯”读三声。我心想,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,这个“大林”当然是死的呀?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,把“斯”读成三声,觉得有趣,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那是1953年,那年我两岁。

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,走向小街的东端。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,世界将在那儿陷落、消失--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,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。谁料,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。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,那街上有酒馆,有杂货铺,有油坊、粮店和小吃摊;因为有小吃摊,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。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。“什么呀,奶奶?”“啊,骆驼。”“干嘛呢,它们?”“驮煤。”“驮到哪儿去呀?”“驮进城里。”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,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,昂首挺胸目空一切,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,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。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:“那儿是哪儿?”奶奶说:“再往北就出城啦。”“出城了是哪儿呀?”“是城外。”“城外什么样儿?”“行了,别问啦!”我很想去看看城外,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。我说“不,我想去城外”,我说“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”,我不走了,蹲在地上不起来。奶奶拉起我往前走,我就哭。“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?那儿有好些小朋友……”我不听,一路哭。

越走越有些荒疏了,房屋零乱,住户也渐渐稀少。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,进了一个大门。啊,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: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,碎石小路蜿蜒其间。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,踩上去吱吱作响。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,坦然觅食。我止住哭声。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,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,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。

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,穿过长廊,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。那儿有很多孩子,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。他们在唱歌。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,琴声飘荡,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。奶奶拉着我退出去,退到门口。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,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,惟努力地唱歌。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,宁静又欢欣,一排排古旧的桌椅、沉暗的墙壁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,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。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,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,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。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:“琴声一响,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。”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,羡慕所有那些孩子,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,有形与无形。我呆呆地站着,徒然地睁大眼睛,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,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——那也许就是灵魂吧。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,好象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,然后光线就暗下去,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,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,还有我的堂兄。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,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,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。

这时候,晚祈的钟声敲响了——唔,就是这声音,就是他!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!

“它在哪儿呀,奶奶?”

“什么,你说什么?”

“这声音啊,奶奶,这声音我听见过。”

“钟声吗?啊,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。”

这时我才知道,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,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。暮色浓重了,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。风过树林,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。钟声沉稳、悠扬、飘飘荡荡,连接起晚霞与初月,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……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,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。

不知何时,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,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。

多年以后我才知道,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。我想,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,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,但未如愿。

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。那年,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,到了地球另一面,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,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。在清洁的空气里,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,在安静的小街,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,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。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,认真地听他,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,整个世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。对于故乡,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:人的故乡,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,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,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;这心情一经唤起,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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